1940年秋配资排名第一，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，12岁的李鹏站在身旁，双手背在身后，神情认真。邓颖超一只手搂着他，脸上带着温和笑意。这张照片没有复杂场景，却留下了一段特殊关系的真实印记。
那时的李鹏，已经失去了父亲，也和母亲赵君陶长期分离。面对照料自己的邓颖超，他没有使用正式称呼，而是亲切地叫她“邓妈妈”。这个称呼背后，不只是孩子对长辈的依赖，也牵连着一段革命家庭的变故。
李鹏出生于1928年10月，原名李远芃。父亲李硕勋是早期革命工作者，曾在多个地区负责军事和组织工作。李鹏出生时，父亲正在外地执行任务，直到孩子半岁左右才回家。听说儿子还没有名字，李硕勋便按家族辈分取名“远芃”。
1931年，李硕勋奉命前往海南开展工作。同年8月13日，他在海口主持军事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捕。敌人对他施以酷刑，甚至打断了他的腿，但始终没有使他屈服。9月5日，年仅28岁的李硕勋英勇牺牲。
临刑前，他给妻子留下遗书，叮嘱赵君陶不要过度悲伤，要设法把孩子抚养成人，还劝她谋求自立。遗书辗转送到赵君陶手中时，丈夫已经牺牲一个多月。她在悲痛中生下女儿李远芹，后来又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四川。
生活并不宽裕，赵君陶仍承担起教育工作。她在简阳县立女子中学任教，还开办夜校，让附近贫苦孩子免费读书。学生回忆，她常常忙到很晚才吃饭，饭菜凉了，就用开水泡热后继续工作。
1939年2月，在周恩来安排下，赵君陶前往重庆主持战时第三保育院。此时抗战形势紧张，日军空袭频繁，儿童的安全成了十分现实的问题。李鹏当时在成都读书，曾因躲避敌机头部受伤，这件事引起了邓颖超的注意。
邓颖超判断，让孩子继续留在成都并不安全，便在1939年6月把李鹏接到重庆。途中，两人乘坐华侨捐赠的救护车，经内江停留一晚，随后抵达重庆。对一个年幼孩子来说，这趟路不仅是转移，也是人生环境的一次彻底改变。
由于赵君陶的工作带有保密性质，周恩来又已返回延安，李鹏一度由邓颖超照料。她安排医生为他检查头部，还设法解决他的学习问题，把他送到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。
邓颖超照顾的并不只有李鹏一个孩子。革命者的子女分散各地，许多孩子都曾得到周恩来、邓颖超等人的关心。李鹏后来回忆说：“他们和我的关系，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。”这句话，也解释了那声“邓妈妈”的分量。
有意思的是，亲近的称呼后来被外界误解，出现李鹏是周恩来、邓颖超养子的说法。李鹏对此明确否认，并说明他们同样关心许多战友的子女，孩子们分别称呼周恩来为“周伯伯”，称呼邓颖超为“邓妈妈”。
1940年秋，重庆局势日益紧张。经过商议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决定安排一批革命烈士子女前往延安学习生活。临行前，李鹏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告别，于是留下了那张后来广为人知的合影。
赴延安途中，同行的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告诉孩子们，前往延安后通常会改用新的名字。李远芃中的“芃”字少见，蒋南翔想了片刻，对他说：“你就叫李鹏吧。”这个名字，后来伴随他走过了漫长人生。
一张照片，定格的是告别前的片刻；一个称呼，保存的是烈士遗孤在动荡年代得到的照护。照片中的孩子站得笔直，邓颖超的手臂轻轻环在他身旁，那个秋天的重庆，也因此留下了一个家庭与革命共同交织的历史细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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